人物简介：曹钟樑（1910-2006），男，重庆江津人，中国医学教育家、传染病学家。1934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获华西协合大学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前往北京协和医学院进修2年，期间开始从事传染病防治的研究。1945年至1947年先后在加拿大、美国进修内科学、儿科学和传染病学。1940年任华西协合大学内科副教授；1941-1945年，任仁济男医院院长，是仁济医院第一任华人院长；1947-1950 年，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兼医学院院长；1950-1984年，先后任四川医学院医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副院长兼教务长，曾任中华医学会传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

虽然曹钟樑教授已经去世十多年，但谈起他的事迹，已经年近80岁的小女儿曹泽莉仍然记忆犹新。在她眼里，父亲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前的旧社会，曹钟樑虽然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求学工作，但他一直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解放前这（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教会的实力是很强的，但他一生都没有参加教会。他说我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中国的学生，为中国人行医，这个就是我当医生当院长的宗旨。”

解放后，曹钟樑开始担任四川医学院医疗系主任兼教务长、副院长，教授。怀着“培养中国的学生，为中国人行医”的理想信念，他在卫生部组织下，与全国医学专家一道，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医学教育教学体系、改革医学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从1964年担任硕士生导师起，到1983年起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曹钟樑先后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有2人获卫生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分别在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中做出了突出成绩。

除了教育教学工作，作为我国著名的传染病学家，曹钟樑也为我国重大传染病的防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无论是解放前控制霍乱流行，还是解放后消灭血吸虫病，他作为西南地区传染病领域的领军人物，每次都亲临现场，组织诊治工作。1958年，四川发生钩端螺旋体病大流行时，他亲临现场抢救危重病人，此后坚持现场研究长达30年，与其他传染病、钩体病专家一道，实现了钩端螺旋体病肺大出血的诊治的重大突破，在该领域确立了华西在国内及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看门的老头，只要找到他看病，他都一样认真去诊治。”在曹泽莉眼里，父亲曹钟樑一直把病人当亲人对待，不分阶层，不辨亲疏，“他下乡调查钩端螺旋体病的时候，曾经用自己手绢给患者擦过嘴边的血，而且还曾经对口吸过病人的痰，救治了一个农民的儿子。从1958年开始，父亲哪怕工作再忙再累，几乎每年都要挤时间下乡去调查钩端螺旋体病。经过父亲和戴保民等他们那一批医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后来，钩端螺旋体病在成都平原基本上绝迹了。”

曹泽莉说，父亲行医72年，兢兢业业地履行了“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使命，在生活作风上，他也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绝对不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家人亲友谋私利，“他对我们说，选择了做医生就要明白两件事情，第一件做医生非常辛苦，一辈子都不会轻松。第二是做医生不会成为有钱的人，因为治病救人就不能是一件赚钱的事情。”

在曹钟樑的言传身教下，他的7个子女中有3个学医。大儿子曹泽毅，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曾担任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校长、卫生部副部长；四女儿曹泽蓉是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四川省肾脏病学会委员（已退休），小女儿曹泽莉是成都中医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已退休）。

回忆起父亲的教导，曹泽莉告诉记者，父亲对他们7兄妹要求很严格，大哥曹泽毅原本是想学工科，在曹钟樑的坚持下，还是选择了学医，并且毕业留校工作的时候，选择了最不想去的妇产科。曹泽莉回忆说：“留校过后大哥一直在外科实习，因为他就想当外科医生，结果毕业分配的时候，别人把专业选完了，只剩眼科和妇产科两个名额，父亲就对大哥说，你是共产党员，你必须服从党的需要，你必须去，不去也要去，而且要做好。”

在曹钟樑的坚持下，大儿子曹泽毅去了妇产科，在那个社会风气还比较传统的年代，男青年当妇产科医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1956年，那个时候好封建哦！病人根本不要你看，把你推出去，工作很难开展。”说起大哥那时候的处境，曹泽莉都感叹不已，“父亲说了，既然你学了这个专业了，你就必须要钻进去，所以大哥只有硬着头皮上，从一个住院医生开始慢慢来，当了整整8年的住院医生。”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第一批公派人员出国，曹泽毅被四川医学院选派到瑞士去读博士，由于留学期间表现突出，他还受到了卫生部的表彰。1984年，从瑞士、美国留学归来不到一年的曹泽毅，通过学院的民主选举，连升五级，从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成为学院的正院长。这个选举结果，不仅出乎曹泽毅的意料，也让业已退休的曹钟樑很生气，他亲自跑到卫生部去反映意见，认为自己的大儿子不适合担任院长。“一般人的话，自己的子女有出息，简直高兴得不得了，要推他，要抬他，他不但不推不抬，他跑到卫生部去告他状，你没得资格，你当啥子院长，你当不好。你看嘛！他就是这样的人。”

除了大儿子曹泽毅，对于同样学医的四女儿和小女儿，曹钟樑也没有放松标准，曹泽莉告诉记者，当初四姐和她从四川医学院（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医学系毕业以后，四姐在父亲的要求下去了重庆万县的基层医院，而她则被要求去民族地区，最后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再后来，曹泽莉受组织安排，去了夹江、丹棱、洪雅等地农村锻炼，“1964年我大学毕业就下农村，那个时候是二十三四岁，还没谈恋爱，也没结婚，就这样背着药箱在山里跑来跑去，给老百姓看病，表现很好。后来才回到单位分到成都中医院大学就当教研室主任，搞课题搞科研，在杭州医科大学去进修电生理，回来以后开展电生理科研，又做了点贡献，才评上了优秀共产党员。”

虽然自己兄妹7人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成绩，但曹泽莉认为，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的教导和鞭策，正是由于父亲对他们的严格要求，让他们形成了自立自强的性格。如今，整个家族4代人有15人从事医药行业的工作，其中，四姐夫雷秉钧和他儿子雷学忠，继承了曹钟樑传染病学的衣钵，作为父子兵一起抗击了非典疫情，在去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已经身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的雷学忠，带头到成都市疾病防控中心抗击新冠肺炎。“他说的，一个人必须要自立、自信、自强，就是要靠自己努力自立、自信、自强，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获得成功。然后我们是中国人，一定要爱国，在任何情况下祖国是第一，所以说我父亲就是医德至上、医技至上，祖国至上。”谈到父亲的教诲，曹泽莉很感慨，“我们一定要向父亲学习，把这种家风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觉得很重要，对年轻人来说，你不能够说自己当了个医生可以挣钱了，一定要有真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