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颜济(1924-2021)，男，四川成都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小麦育种专家、植物学家、小麦族生物系统学奠基人，四川农业大学教授。1943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牙医学院。1944秋，投笔从戎，考入空军军官学校24期飞行班学习飞行。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华西大学学习，改学农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四川大学农学系工作。1956年，四川大学农学系独立建院为四川农学院(现四川农业大学)后，随院迁至雅安，曾任小麦研究所所长。

 

 

投身农业

传承父辈精神立志报国

颜济1924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颜楷年青时在北京受维新派领袖杨锐的影响，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时又受孙中山等人的熏陶，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推为领袖之一，成为四川辛亥革命的主要人物，之后创办四川法政学堂，开创四川法制教育。

颜济3岁那年，父亲病逝，母亲邹先鉁扛起了抚养三个子女的重担。邹先鉁“五四”时期毕业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也是一名老共产党员，不仅工诗能文，还擅长绘画。颜济后来的科研专著中，数百张植物分类图全是自己绘制，正是得到了母亲的真传。

父母的刚直不阿、淡泊名利、家国情怀，深深影响着颜济一生。

1943年，颜济进入华西协合大学牙科学习，如果不出意外，他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牙科医生。在那动荡的岁月，个人命运总是跌宕起伏。1944年，颜济毅然投笔从戎，考入空军军官学校24期学习飞行，以身报国。

在云南昆明就读期间，颜济通过表兄张彦与马识途相识，常听他们讲革命道理。后来，他离开空军，重返大学。

彼时，家庭经济拮据颜济无法继续读牙科，遂转到农学系，两年后就把农学系的课都读完了。由于成绩好，老师1947年起就让颜济在生物系当学生助教。颜济后来回忆说，这一段时间虽然辛苦，但一生受益无穷。“在管相桓与何文俊两位教授指导下读书、做科学研究、教学生实验课，打下了植物学科学知识与科学研究技能的坚实基础。”

颜济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颜济放弃已经到手的到美国爱达荷大学留学的机会留下来，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护校迎解放运动。新中国成立不久，颜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3年，颜济到四川大学农学院工作　，从此开始了他与小麦的一生情缘。

播撒好种

留下小麦研究成果巨著

四川小麦生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已连续跃上了两个台阶，每一个都与颜济分不开。

上世纪50年代初，四川小麦主栽品种大都从意大利引进，条锈病和倒伏严重。小麦产量低，白面是天价，普通百姓吃不起。颜济下了决心，“我一定要摘掉小麦低产帽子。”

在很多人觉得在四川无法育成小麦良种的时候，颜济不相信只有外国的麦种好种田。他以地方品种为基础，进行矮秆抗倒、抗病的系选，同时引进国外新的种质，施行杂交育种。“对科学家所讲的话不能迷信，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后来颜济经常对学生讲起的话，也是他毕生的信条。

1962年，以中国城市命名的“雅安早”和“大头黄”“竹叶青”开始大面积推广，四川小麦由亩产300到400斤，提高到500到600斤。这批新品种不仅是四川本省自己育成的第一批大面积推广的品种，而且与当时引进的意大利良种“阿波”在四川“平分秋色”，播种面积各占1500万亩左右，打破了国外引进品种在四川一统天下的局面。

要想让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再上一个台阶，得让小麦既缩短生长周期，又增加产量。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根本办不到，可颜济又不信了。

熟悉植物器官发育形态学的颜济认为，人对农作物的需求不是全植株，而是特定器官，如果特定器官畸态发育，就能提高农作物产量。他设计出一种缩短小麦某一生长周期，延长另一部分生长周期的育种方案。

当时，也有美国学者提出类似的方案，但培育出所需特性的机率太低，实际上很难应用。颜济重视种质资源的收集，在设计时加入了选育显性基因的方案，让优良基因融合，选育出的“繁六”及其姊妹系亩产提高到700至800斤，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亩产过千斤的情况，还让小麦抗病属性20年不衰，成为四川小麦生产的当家品种，占全省小麦栽种面积的90%以上，为小麦育种开拓了一种新路。

据不完全统计，“繁六”及其衍生品种仅在1978-1988十年间，四川省就累计种植2.1亿亩，增产小麦65.5亿公斤。这些品种还广泛种植于陕、甘、黔、滇、湘等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90年，颜济主持的“繁六及其姊妹系”在全国各地因抗条锈病与高产，以它为亲本在全国各地选育出大批优良品种，作为优良种质资源而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让四川小麦产量上了两个台阶后，颜济又开始了他的“第三级跳”育种目标。他深知，这个目标的完成需要更多的铺路工作，需要有一个新知识、新材料的积累过程。

颜济把眼光放在现有小麦栽培品种以外的小麦族种质资源上。

上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委员会的资助下，颜济开展中国大区小麦种质资源调查项目。有一次，他把从新疆采到的一株植物带回实验室研究，发现这株植物有六倍体染色体，他大胆判断，这是鹅观草属的StY染色体与冰草属的P染色体结合，形成的小麦族的新属，并把它命名为仲彬草属。这是国际上第一次以染色体组型为依据，发现的小麦族新属。

 

“我为什么能发现这个是新的?那是因为我们完全掌握了旧的，才能认识到新的。”从1983年到1998年，15年间，颜济和夫人、植物学家杨俊良教授，带领学生和助手们，跑了全国16个省(区)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进行野外实地调查，哪里有小麦族植物资源，哪里就有他的足迹。苦和累对颜济而言早已适应，即便是5000米高原，他也若无其事，而此时，许多年轻人已有强烈的高原反应。

在颜济70岁的时候，本该颐养天年，他却开始将他一生对小麦族种质资源的研究成果撰写成册，为科学界留下自己研究的成果。

颜济与杨俊良携手，开始了撰写《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的漫长旅程。为了能够顺利查阅到大量国外的文献和资料，上世纪90年代，两位教授远渡重洋，许多年都居住在美国南达科达州儿子颜暘家中以及加州戴维斯的老年公寓里，硬是将他们掌握的海量知识和科学文献，通过艰苦的耕耘一个字、一句话地汇集成册。

历时近20年，他们终于将一部共有5卷370万字的《小麦族生物系统学》巨著完成，记载了小麦族的30个属，2个亚属，464个种，9个亚种，186个变种，这也是当今全世界唯一的全面总结小麦族生物系统学研究成果的专著。

 

手把手教

“吼”人的“严”老师深受爱戴

颜济去世3个多小时前，给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刘登才教授发了一条微信，刘登才回复了一句，“颜老师，好的哈”。没想到这简单的六个字，是他们之间最后的一次交流。

刘登才1992年开始读硕士，那年他22岁，颜济68岁了。“一晃近30年了，我与他见面的时候很多，他没有给我上过一堂正式的课、但赋予我了决心和毅力，他没有教我做试验、但教会我讲逻辑，他很少用语言教育我、却对我的教育刻骨铭心。”

“初见颜济老师，感觉他高大魁梧，神态严肃，言语不多，说话言简意赅，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俨然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原副院长黄钢，还记得1984年第一次见到老师时的样子。

由于当时研究生少，有些专业课，常常有一对一或一对二、三授课的情况。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颜济仍然认真备课讲课，一丝不苟。他非常重视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和实际操作能力方面的培养，在实验室、试验田和野外考察工作中，总是亲自示范，严格要求。“怎么在育种时选优淘劣，如何评价亲本，甚至细节到如何捆样本、挂样本，颜老师都会带我们到小麦育种地，手把手教。”

有一次，颜济从雅安专程开车来成都，那时黄钢已经研究生毕业，在省农科院上班。“他很严肃地告诉我，他发现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有一个错别字和一处标点符号有错。他说，作为导师他应负主要责任，这次到成都来特别提醒我，希望我今后科研上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数十年来，这段往事黄钢一直记在心上。

而让刘登才念念不忘的是颜济的管理方式：“吼”。他的学生，都被他带去都江堰廖家桥吃过肥肠，只要他在，一定是他买单，否则要被“吼”。导师买单也逐渐养成了习惯，我毕业工作后也这样。我不敢给他送任何礼物，因为他要“吼”。一大早，他会在学生寝室楼下“吼”我，弄得睡不成懒觉。出门不关灯要“吼”，实验室不整洁也要“吼”，总之，我被挨“吼”的时候多。

在学生们眼中，颜老师不仅是“严”老师，还是屡出奇招的老师。从1988年招收博士开始，他就要求自己的博士，必须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至少发表两篇论文才能毕业，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正应了“严师出高徒”一语，他所带出的20位博士、硕士弟子如今都已成为学术带头人或学术骨干。

一生传奇

生活有情趣科研也浪漫

“把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终于放下了!去陪他执恋的老伴了!爸爸走好!”2月6日晚，颜济的小女颜丹在微信朋友圈发文。

颜济和杨俊良育有三女一子，三个女儿都已退休，儿子在美国任大学教授。在颜丹的印象中，儿时孩子们在成都，父母在雅安，接触比较少。她上中学后才和父母一起生活，父母都很忙。颜济对孩子教育“放得开”，不会管很多，就两点：做人要诚实，读书要用功。教颜丹绘画，他要求严格，错了一定会批评。

“爸爸多才多艺，开飞机开汽车，爱好游泳，诗词书法绘画木刻样样精通，还会做衣服捣鼓针线活儿，在家里都是爸爸做家务更多。妈妈和他是同行也是同事，一起搞研究，写一手好字，歌唱得特别好。”

在亲朋和学生眼中，颜济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这些特质、性格与才干让许多人难以企及。他爱好广泛，讲究生活情趣，就连小麦材料的名字，也要“折腾”。

刘登才读书期间，颜济在美国时给他写过一封信，主要说品种取名字要fascinating，意思是要“迷人”。当时，小麦研究所有个小麦品系，田间代号为94-3854，他说3854是“姑娘”的意思，因此该品系称之为“姑娘麦”。可惜，“姑娘麦”没有被审定，很少有人知道。

把科研做得浪漫，也许跟幼年颜济接受的教育有关。

“我三、四岁，母亲就教我读唐诗，五岁就学做诗。”颜济六岁时随爷爷颜伯勤赶青羊宫，写有“我来青羊宫，鲜花几度红?道人饮我酒，沉醉在春风”一首即兴之作，被学校老师和亲友称道。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颜济对川菜和成都小吃情有独钟。“有三种小吃我至今难忘，但是现在没人做了!”晚年，他还特意撰文《川菜、川味、食在成都》，记录已经失传的商业场路口旁华兴街的“鲜羹汤”、提督西街九龙巷口的“蒜羊血”和上南大街的“炉桥麺”。

颜济的学生、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卢宝荣说，恩师虽然已经远去，但是他的风采、他的才华、他的睿智、他的科学精神、以及他对事业的锲而不舍，将永远会激励后人前行在科学探索的大道上。